Comparison Barisan Nasional & Pakatan Harapan’s Foreig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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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与希盟的外交政策比较

马来西亚社会热衷于谈论政党政治，却鲜少有者关注我国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的所见所闻多赖于政治人物的课题炒作。

对朝野政党来说，外交事务也并非其首要议程，在政治决策中不常占有重要地位，仅选择性的引用某些议题来操控民众情绪，如中资侵略大马将影响土著地位来挑起民族主义，用罗兴亚难民课题、以巴冲突、耶路撒冷首都争议等课题来挑动穆斯林情绪。
但民众情绪也将影响外交政策决策，两者息息相关。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关系是无法被切割的，外交可谓是内政的延伸，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将对国家的外交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外交政策彰显执政能力

一个国家是否处于选举年和执政党的政治地位等因素会对外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有：英国大选决定脱欧的进程和川普和希拉里之争即是对泛太平洋贸易协定（TPPA）的生死审判。

外交政策可被视为是政府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本指南手册。但其最主要的目的莫过于用来实现国家利益，当中就包括了推动国家发展，改善或提升国家知名度。

第14届全国大选迫在眉睫，虽说外交政策的拟定并非人民选择属意政党的首要考量因素，但坊间认为最有能力组成新届政府的国阵和希盟，若能执政就必须有能力领导主权国家建立国际关系，而设立明确的外交政策肯定是向人民彰显执政能力的信心喊话。

就此，本文将从国阵与希盟的竞选宣言来分析与比较双方的外交政策。

国阵响应“一带一路”

考虑到中资或许会对马来选情带来冲击，所以《与国阵同在，壮大我的国家》（Bersama BN, Hebatkan Negaraku） 没有明确地列明国阵的外交政策，但也并非无迹可寻，马华公会推出的大选宣言断定“一带一路”将会是国阵的核心外交政策。
该宣言声称马华将全力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全球与区域联通，全力开拓中国的商业、贸易和投资机会，加强与中方企业合作，以利惠本地商家。同时，马华也计划提升马华一带一路中心，促使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区域的领头羊。

其实，在纳吉执政的期间里，国阵政府就已经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按照《2017中国-东盟“五通指数”报告》，马来西亚在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中排名第二（1），大力发展的基建设施有东海岸铁道、马六甲皇京港、马中关丹产业园等等。

科技和建筑领域的跨国企业，如华为、碧桂园与中国交建在马来西亚也有许多发展项目。这也验证了国阵领导的政府认为倾向“一带一路”倡议的外交政策将会是发展马来西亚经济的关键。

希盟矢积极参与国际机构

没有执政过联邦的希盟，在其宣言上可以发现描述了许多别具一格的外交愿景。《希望宣言》的第60项承诺列明希盟将提升马来西亚在国际机构里的角色。若能组织政府，希盟会参与开放政府夥伴关系（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这是为了实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全球人权宣言而设的多边倡议行动。

希盟也矢言会努力，以便马来西亚再次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担任秘书长，使马来西亚成为发展中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当年东姑阿都拉曼就曾经担任该职。另外，在区域组织中，希盟会更加活跃于东盟以加速打造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

在外交机构上，外交部（Wisma Putra）将被给予更多拨款，提升马来西亚驻东盟跨政府人权委员会（AICHR），以盼望马来西亚可以更活跃地扮演区域性角色。

希盟也放眼在首次执政期间让马来西亚被遴选为东盟和英联邦（Common Wealth）的高级官员。与此同时，希盟将恢复马来西亚身为“不结盟运动”（Non-Alignment Movement）国的地位，并把马来西亚定位为有影响力的中等强国。

还有，希盟将致力于使马来西亚成为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伙伴。难民课题上，希盟将签署1951《难民地位公约》。而在以巴冲突的课题上，希盟矢言将把巴勒斯坦的声音更有效地传达给伊斯兰合作组织与联合国，以便得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希盟的外交政策主要环绕于通过国际机构来扮演更活跃的角色，籍此恢复国家威信，进而达到国内制度改革的议程。

发展牌vs制度改革牌

全球政治已经从“一超多强”的模式逐渐迈向由美中主导的“两国集团“。中国绝对是不能被忽略和抗拒的因素。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定制者也意识到中国在东南亚区域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维持马中关系常常是政府优先考量事项。

一带一路中心是国阵明智的倡议，该中心将衔接两国来往，促进中小型企业的经贸。反观，以马哈迪为首的希盟频频矢言一旦执政或将腰斩东海岸衔接铁路（ECRL），并非明智之举。

虽然民间论述常把中资涌入视为新殖民主义，但今天的经济模式仍由新自由主义主导，大力狙击中资将会影响外资对马来西亚的投资信心，让发展计划停滞，骨牌效应也有可能随之而来。

中资课题上，希盟的担忧是在于这一系列的大型基建计划存有太多不透明的元素，容易导致弊端。所以，参与开放政府夥伴关系（OGP）将使政府主动释出资料，赋予公民更多运用内部资料的权利，強化政府的效能与透明度，并能有效杜绝大型计划的贪腐元素。

针对希盟承诺要打造马来西亚成为发展中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并更致力的解决以巴冲突课题，希盟仅是延续了国阵政府在处理穆斯林世界的外交政策所采取的实用主义，即是在国际机构上勇敢的发言，一方面既能迎合国内穆斯林对于政府要有更多反对声音的期盼，另一方面又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人权课题上，希盟答应将扮演更多的责任与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如1951《难民地位公约》，相较国阵领导的政府一直拒绝签署，此举值得嘉许，但同时也得顾虑国内民众对此的反应。

简言之，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倾向与它们拟定的国内政策主轴可以说是一式一样的，国阵打的是发展牌，而希盟打的则是制度改革牌。

无法断言哪张会是最好的牌；或许我们需要一张来自日本著名漫画《游戏王》里的“融合”牌，把双方的政策综合在一起，互补双方不足，既能推动发展又能强化制度提升国家美誉。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in Malaysiakini